二十七 一波才动万波随——黄庭坚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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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教的哪一个宗派给了失意官员一方修身养性的天地呢？又为什么是这个宗派呢？
答案就是有许多名人的禅宗——南宗中的临济宗。为何是这个宗派呢？
因为临济宗的特征是看话禅或者公案禅，他们否定曹洞宗系统的默照禅，即通过坐禅达到醒悟的境地的做法，重视带来醒悟的语言。简单说，就是禅问答。本来公案的本意是某个具体场合的发言，后来把过去的大师的发言看作引导教团成员大彻大悟的珍贵的共有遗产，进行编辑出版，这就是所谓的“语录”。通过“语录”弘扬自家派学说这个做法，也被儒教的道学所接受。
到了南宋的大慧宗杲影响力最大。大慧宗杲与张九成同属主战派，关系亲密，在南宋的临安郊外设教团本部，极速扩大了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后被秦桧以政治理由为借口镇压，而且也遭同为主战派的朱熹彻底批判。这充分说明这个学说影响巨大，令当时主流派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理解了佛教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力之后，我们再来看士大夫的精神和关心心性问题的儒家学说——道学。
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是什么呢？
宋仁宗时，庆历士大夫领头人范仲淹谢谢那篇脍炙人口的名文——《岳阳楼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可以确切地表现宋代士大夫的理念。
先忧后乐的精神作为理念发挥作用，这个事实本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士大夫，生存的使命就是正确教导民众，而只有完成这个使命后，才能想到自己的快乐。
宋代的士大夫对未来充满信心，告别迄今为止的黑暗时代（即摆脱大唐帝国桎梏），再现太古（即尧舜时代）的黄金时代这种气概，不仅是程氏兄弟创始的道学，也是王安石父子的新学和苏轼兄弟的蜀学共有的精神。
佛教禅宗的流行，是因为关心人的内心问题而成功的。作为关心心性问题的儒教学说——“道学”应时而出。
这个时候他们强调的是“天理”。正如程颢自豪的说：“我的学说差不多都是继承先人的，但是‘天理’这两个字，可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这个概念是道学的卖点。
“天理”本来是《礼记·乐记》中与“人欲”对称的一个词，实际上朱熹也总是说“天理人欲”，把两个词结合到一起使用，但是在北宋中叶、王安石政权全盛时代，程颢、程颐兄弟能创新处“天之理”这个概念，在思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程氏兄弟通过把《礼记·中庸》开头的“天命之谓性”一文中的“性”解释为“性就是理”，成功树立了天与人的一贯性，亦即天人合一的思想。
就是说，“天命”就是“理”。即我们所有人本来都是性善的，但是现实中却不容易做到，但这并不是别人的过错，而仅仅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只有自觉到自己的善的本性，努力用正确的方式使自己回到善的立场上，那么这个普通的“理”的世界，本来所应有的状态才能成为现实。
程氏兄弟的学说，是希望通过全面信赖“天理”来陶冶内心，也就是要给“心性”问题一个回答。中国古代把以朱子学、阳明学为中心的全体宋金元明儒教思潮，与其前后的时代相区别称之为“宋明理学”。从儒教中诞生的“理学”，是任何事情不说出个条条道道来誓不罢休这种宋代人世界观的产物。
“先忧后乐”的精神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人的精神状况又是如何呢？
人作为人为何而生？这个实际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对于不知道“哲学”的宋代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吧？
做个好官，高高在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科举失败，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是否就预示没有做人的价值？······从汉代到唐代的儒教，只知通过谶纬思想事奉皇权，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些问题。
这样说也不够全面，其实曾经出现过回答这些问题的萌芽。儒家思想中自古论及的——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汉代杨雄的“性善恶混”说，以及上中下的三品说等。汉代以后有关人的本性的议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四种类型进行的。
唐代最占主流的是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等的三品说。宋代儒者选定的这个说法的中心人物是韩愈。人性的三品说其实是一个政治理论。即性善的皇帝通过教导普通人（即人性中等的），惩罚性恶的下等人，从而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人性的三品说被认为适合于汉代以后的贵族制社会的理由也就在于此。可是性善说至少在宋代人的理解中是把人性的问题与个人的修养相关联。作为赖以关注自身内心、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人们追求掌握本性。
给这些议论提供了基础的却是佛教的禅。在希望凭借自身的力量生存的士大夫之间，流行通过禅达到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当然一部分人热衷于超脱世俗的出家禅，但更多的却是在家当居士，跟随适当的禅师参禅，寻求精神上的安宁。
苏轼的号是“东坡居士”，黄庭坚的号是“黔安居士”。由二人的号可以得出，他们选择了在家当居士参禅。
捋顺了儒、佛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来赏析黄庭坚的这首《诉衷情》了。
出儒入禅，左右逢源。人们说唐诗讲情趣，宋诗讲理趣。宋诗的理趣之“理”很大一部分就是佛理。黄庭坚的这首《诉衷情》就是一首颂佛的小词。
是佛教的哪一个宗派给了失意官员一方修身养性的天地呢？又为什么是这个宗派呢？
答案就是有许多名人的禅宗——南宗中的临济宗。为何是这个宗派呢？
因为临济宗的特征是看话禅或者公案禅，他们否定曹洞宗系统的默照禅，即通过坐禅达到醒悟的境地的做法，重视带来醒悟的语言。简单说，就是禅问答。本来公案的本意是某个具体场合的发言，后来把过去的大师的发言看作引导教团成员大彻大悟的珍贵的共有遗产，进行编辑出版，这就是所谓的“语录”。通过“语录”弘扬自家派学说这个做法，也被儒教的道学所接受。
到了南宋的大慧宗杲影响力最大。大慧宗杲与张九成同属主战派，关系亲密，在南宋的临安郊外设教团本部，极速扩大了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后被秦桧以政治理由为借口镇压，而且也遭同为主战派的朱熹彻底批判。这充分说明这个学说影响巨大，令当时主流派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理解了佛教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力之后，我们再来看士大夫的精神和关心心性问题的儒家学说——道学。
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是什么呢？
宋仁宗时，庆历士大夫领头人范仲淹谢谢那篇脍炙人口的名文——《岳阳楼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可以确切地表现宋代士大夫的理念。
先忧后乐的精神作为理念发挥作用，这个事实本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士大夫，生存的使命就是正确教导民众，而只有完成这个使命后，才能想到自己的快乐。
宋代的士大夫对未来充满信心，告别迄今为止的黑暗时代（即摆脱大唐帝国桎梏），再现太古（即尧舜时代）的黄金时代这种气概，不仅是程氏兄弟创始的道学，也是王安石父子的新学和苏轼兄弟的蜀学共有的精神。
佛教禅宗的流行，是因为关心人的内心问题而成功的。作为关心心性问题的儒教学说——“道学”应时而出。
这个时候他们强调的是“天理”。正如程颢自豪的说：“我的学说差不多都是继承先人的，但是‘天理’这两个字，可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这个概念是道学的卖点。
“天理”本来是《礼记·乐记》中与“人欲”对称的一个词，实际上朱熹也总是说“天理人欲”，把两个词结合到一起使用，但是在北宋中叶、王安石政权全盛时代，程颢、程颐兄弟能创新处“天之理”这个概念，在思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程氏兄弟通过把《礼记·中庸》开头的“天命之谓性”一文中的“性”解释为“性就是理”，成功树立了天与人的一贯性，亦即天人合一的思想。
就是说，“天命”就是“理”。即我们所有人本来都是性善的，但是现实中却不容易做到，但这并不是别人的过错，而仅仅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只有自觉到自己的善的本性，努力用正确的方式使自己回到善的立场上，那么这个普通的“理”的世界，本来所应有的状态才能成为现实。
程氏兄弟的学说，是希望通过全面信赖“天理”来陶冶内心，也就是要给“心性”问题一个回答。中国古代把以朱子学、阳明学为中心的全体宋金元明儒教思潮，与其前后的时代相区别称之为“宋明理学”。从儒教中诞生的“理学”，是任何事情不说出个条条道道来誓不罢休这种宋代人世界观的产物。
“先忧后乐”的精神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人的精神状况又是如何呢？
人作为人为何而生？这个实际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对于不知道“哲学”的宋代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吧？
做个好官，高高在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科举失败，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是否就预示没有做人的价值？······从汉代到唐代的儒教，只知通过谶纬思想事奉皇权，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些问题。
这样说也不够全面，其实曾经出现过回答这些问题的萌芽。儒家思想中自古论及的——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汉代杨雄的“性善恶混”说，以及上中下的三品说等。汉代以后有关人的本性的议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四种类型进行的。
唐代最占主流的是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等的三品说。宋代儒者选定的这个说法的中心人物是韩愈。人性的三品说其实是一个政治理论。即性善的皇帝通过教导普通人（即人性中等的），惩罚性恶的下等人，从而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人性的三品说被认为适合于汉代以后的贵族制社会的理由也就在于此。可是性善说至少在宋代人的理解中是把人性的问题与个人的修养相关联。作为赖以关注自身内心、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人们追求掌握本性。
给这些议论提供了基础的却是佛教的禅。在希望凭借自身的力量生存的士大夫之间，流行通过禅达到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当然一部分人热衷于超脱世俗的出家禅，但更多的却是在家当居士，跟随适当的禅师参禅，寻求精神上的安宁。
苏轼的号是“东坡居士”，黄庭坚的号是“黔安居士”。由二人的号可以得出，他们选择了在家当居士参禅。
捋顺了儒、佛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来赏析黄庭坚的这首《诉衷情》了。
出儒入禅，左右逢源。人们说唐诗讲情趣，宋诗讲理趣。宋诗的理趣之“理”很大一部分就是佛理。黄庭坚的这首《诉衷情》就是一首颂佛的小词。